華夏的文化傳統，向來是長者居於上的，可以說在從部族進化而來的過程中，最徹底的。優秀的，身強力壯的年輕者，是被普遍的道統制約著。然而一旦道統有一絲松動，率先奮起的卻依然是那些年輕人，這是普世規律，是千百年的社會學魔法產物。那我們是否就能說，1919年的那一場運動就是道統的又一次傾覆呢？可以是，亦不是。回顧考察五四的方方面面，我所看到的卻是驚人的保守性。
阪本龍一在《1919》一曲中全篇插入了列寧在紅場的講話，緊張的大提琴聲預示著風暴的正在形成。從宏觀世界史角度看，五四或許只是一場蘇維埃革命時隔一年多的余震，這和70年後，瓦茨拉夫·哈維爾的劇作與行動所引發的地震是很相似的。但是自那一刻，自一零年代開始，中國的年輕人也真正開始創造歷史了。從浪漫主義運動開始，不知名的騎士摘下頭盔，長存在對美的永恒觀測中了。從1792開始，戰爭被革命所取代，人們驚恐地發現，流血與犧牲還可以超越民族和信仰的界限。有死在希臘的英雄，有死在烏拉圭的英雄，有死在無名的，充斥著硝煙味的古戰場的英雄，我們開始相信，人可以通過自己的雙手去創造烏托邦，這種烏托邦是純然超乎了莫爾的救贖色彩，亦是純然高於嗣後被權力所異化的美麗新世界的。這是全人類史上屈指可數的好時代，也是人類的青年時代。天所賦的權利已然足夠，法理在天，則自然也在人心，甚至這一個時代的哲學，都充滿了樂觀的不可救藥，霍布斯怎麼能和康德相比呢？懷疑論只是只竭力發聲的小蟲子罷了。「我們所生活的世界，是無數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世界。」
這樣的樂觀在1919達到了高潮，經過百年確實的積累，我們意識到，烏托邦不僅是在法理上，哲學上，歷史的時間性此在上可行的，它在物質上也是可以有堅實基礎的。高潮之後的沉寂，我們已經不需要言喻。海德格爾所說的，偉大的衰敗也是偉大的，大體就是這個意思。
人類學上的後殖民主義理論，大體上亦適用於中國。我之所以說五四運動所體現的是保守性，便是因為上述的啓蒙進程，中國都沒有經歷。遭受苦難的他者怎麼能體會到殖民者的喜悅呢？彷彿他者對殖民者的效仿，勢必要經歷痛苦與流血的進程。那便是因這效仿的一切，本身也是掙紮的痛苦和流血所換來的，人類史上如此簡單的，等價交換原則。
五四的那些親歷者，他們都明白烏托邦的可實踐性，在認知上，世界上的人與人並無太大差別。但可實踐性並不是必然的實現，五四要做的，並不是把中國向美好的方向帶，而是要重走一遍殖民者的老路，是要把西方的偏差施加於「我們」的世界，「我們」的文化上。因此我更樂意稱五四是披著1919皮的1789。
但是問題並不僅僅如此簡單。它所帶來的影響超乎了自身的想象，超出了自身的控制，並不僅僅是……它將在歐洲徘徊的幽靈請到了亞細亞的土地上，而在於，它讓那些煽動者懂得了利用年輕人，懂得了利用年輕人的一切……去實現自己的目的。五四可能未能實現一些預期目標，但驚人地，由於北洋的寬松處理，它沒有打斷中國緩慢的民主化進程。反觀70年後，就沒有那麼幸運了，他們打斷了很多很多。即使他們並沒有做出什麼，沒有暴力，沒有沖擊，也沒有揪出那些眾矢之的的犧牲……他們僅僅是坐在了那里，拿著無比美好的生命開無比美好的玩笑……他們沒能理解危機的真正含義，他們只是唱着情歌。於是這一切變得無比可悲……變成了每一年的燭火，變成王小波筆下生命的巨大悲涼，變成海子的臥軌，變成時代的傷疤，變成亞利桑那荒漠中那塊墓碑。
於是自五四後，學生成了永恒的犧牲品，青年節成了偽裝與偽善的外衣，那十年是年輕人輸了，那三十年是年輕人輸了……那一個月，也是年輕人輸了，煽動者永遠不缺，而被煽動的學生一代又一代，有的見證了，有的離開了，有的帶著美麗化成蝴蝶，飛得很高很高。這樣的國家，又能說成長了嗎？在長者居於上的「我們」的世界中，1919真的來了嗎？
自18世紀以來……人類的歷史，就是一場跑向烏托邦的歷史，五四在其中又有多少份量呢？五四在這片厚重深沉的土地上不停地上演，輪回。一百年，五十年，三十年，巨大的空虛感襲來，獨自爬到城墻上的黃昏，我們又見到了多少落日的軌跡？但是不可言說的厚重，不可言說的奔跑，即使無法被理解也依然存在著，這何嘗不是一種最好的隱喻，是最好的，獻給拜倫勳爵的詩句嗎？
擋在強權的車輪前的學生也成了一種隱喻，成了永恒的悲傷，而歷史的腳步飛快，把所有血跡擦幹，把自以為時代弄潮兒的無辜者遠遠地甩在了後面。
他是獨一無二的。
以上，五四百年有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