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文章寫於去年五月，因為一些原因在當時沒有立刻公開，現在基於補全的目的將拙作付梓於網路。以下是正文：
今天的我們會自然地使用各種設備上的中文輸入法，隨心所欲地運用拼音，注音或是五筆等標記方式表達漢語句子。這種便利性的理所當然，往往會讓我們忽視漢語融入現代信息技術過程中的無數艱辛不易。
信息技術的含義在世界範圍內並不具有普遍性，而互聯網的承諾願景可能永遠不會到來。今天的我們越來越認識到，作為現代文明基石的電訊技術，在傳播過程中必須與本土的語言、文化乃至政治語境協商，變化甚至對其妥協。這樣的過程是無法與血淋淋的經濟殖民效率相提並論的。西非的孩子接受信息技術教育同時，也必須潛意識地將學習法文和英文作為前置條件，這種隱形的文化不平等不斷加劇，表現在了諸如精英階層的西化和流失。儘管如此，班圖語族也在接受拉丁字母的文化殖民中得以保存，在條件更為良好的東亞，獨特的漢語文字在衝擊下屹立不倒，則更令人欣慰。
我們言說他者的技術史，並不是出於博物館藏式的獵奇心理，將異質的歷事看似包容地接納，實則緩慢地抹滅，而是為了將這種他樣的生活引入理所當然的日常，進而解構地重新審視均質化現代的殘酷。
我們在計算機上的輸入行為，和對前信息時代的工業出版的想象之間，被非常典型地割裂了。在歷史教科書中被介紹而熟知的活字印刷，又是如何演變為與標準 QWERTY 鍵盤相容的輸入法的？試着回想你腦海中打字機的印象，那一定是一個標準鍵盤佈局，充滿機械感地印製拉丁字母的造物。
在使用字母文字的文明中，擴展和改造美國人發明的打字機並不是一件困難的事情。德國人新加入四個字母，並固定直至如今的德語鍵盤佈局。聰明的工程師將列印杆(typebar)的方向加以調整，成功為書寫順序相反的希伯來語以及阿拉伯語帶來了信息時代的先聲。當然這種擴張也不得不遇到削足適履的境況。暹羅人為了能保留雙排打字機的結構，放棄了兩個字母，而它們也漸漸退出了書面語。
這樣的改造在遇到中文時完全束手無策了。可以說，當時的「現代」文明堅信着這種不相容是落後的體現。在達爾文主義盛行的年代，語言學家宣稱漢語處於象形文字和拼音文字間的未成熟期，激進的新文化運動知識分子，興致高揚地討論漢語拉丁化的方案。
但是實際的傳播需求無法等待拉丁漢語的普及，在商務印書館的資助下，1926年問世的「舒式」打字機拋棄了鍵盤的設計，採用按壓式字模排布。這種誇張的樣式頻頻登上美國雜誌的諷刺漫畫專欄。但最終，「舒式」打字機獲得了市場認可，並不斷在便利性上得到改進。
受到統計語言學的啓發，字模的數量被壓縮至近三千個常用漢字的範圍內，而很多生僻的漢字也可以通過部首的組合被印刷出來。在之後被廣泛使用的「萬能」和「雙鴿」牌，都沒有脫離這個基本設計思路。
有趣的是，打字員的熟練程度在中文輸入中顯得更為重要。除了在數量上壓縮選字的耗時，聰明的打字員重新排布字模的順序，將常用的詞語放在相近的位置，大大提升了打字效率。例如在新中國早期，熟練的打字員也作為光榮的勞動模範得到宣傳和表彰，他們的排布經驗，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當時的語言使用情況和意識形態。
這種做法的創新之處在於，它提供了一個深入研究人機交互的視點，通過將規則性的語素加以組合，我們昭示了一種機器主動「學習」的可能，我們如今的許多輸入法，也帶有了根據個人詞頻重新排列的選字功能。而讓我們把時間倒回四十年代，這種人機交互的思想也體現在了林語堂革命性的發明——「明快」打字機上。作為第一款中文電傳打字機，它採用了如今理所當然的編碼技術，將中文對應到數字列表，與之相近的還有同樣磕碰前進的中文電報技術。
更有意思的是，林語堂的打字機將漢字拆解為七十二個偏旁部首，使用者在同時按住兩個偏旁時，一個選字窗口會彈出相應的八至十個漢字供選擇。雖然這樣跨時代的發明沒有得到繼續資助，林語堂本人也因為瀕臨破產而不得不放棄繼續研製生產，但它作為保存漢字和文化遺產的理想，作為他者對殖民文化的融入與反抗，作為堅守符號主權（semiotic sovereignty）的嘗試，或許比起一場失敗的漢語拉丁化鬧劇，更值得被人紀念。
這種技術角度的檢視和思考，有助於我們跳出「語音主義」和「象形文字」的二元對立，在激蕩的一百年後繼續思考規避文化消弭的可能性。同時，人們也能更清楚地認識到，這種掙扎般的努力從未停止，不過從一種危機變成了主動維護的文化意識。
個人計算機發明後，中文編碼的規範化進程從打字機時代的資本與個人推動，變成了一項國家意志為代表的大型工程。我們已經從前信息時代的漢字危機挺過來了，而跨入信息時代的門檻也就相對輕鬆得多了。同時，東亞文字編碼的統一嘗試，和後殖民主義思考下對本土文化的重發掘，一起推動了 Unicode 的出現與普及。
這種自信心還體現在了對「中文編程語言」可能性的討論上。1964年，中科院在對 IBM 大型機彙編語言的簡單模仿和遷移下，開發了 BCY 語言。進入新世紀之後，E語言等本土編程語言的出現，更加推動了計算知識的普及，也為中文在信息基礎架構的構建中爭取了一席之地。
其中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來自臺灣的唐鳳在2002年基於 Perl 開發的文言文模塊。她為這個項目寫了一個埃式篩法的示例程序：
use Lingua::Sinica::PerlYuYan;
用籌兮用嚴。井涸兮無礙
。印曰最高矣 又道數然哉。
。截起吾純風 賦小入大合。
。習予吾陣地 並二至純風。
。當起段賦取 加陣地合始。
。陣地賦篩始 繫繫此雜段。
。終陣地兮印 正道次標哉。
。輸空接段點 列終註泰來。
新近基於 Javascript 的 Wenyang Lang 在優美性上與之相比，可以說是小巫見大巫了。
同樣於之現實中漢語保存努力的艱辛嘗試，在理論角度，人類學跳出殖民主義、民族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思考框架的可能亦從未停止。庶民的技術史有其獨特的在地性。這種在地性卻往往會因為話語權的缺失受到損害，會因為被強行賦予身份的武斷受到曲解，有時甚至會因為粗暴的歐洲中心主義式解放被完全破壞。被完全國有化和農業機械化前，維持一個共有式平衡的宗族農業。受到代議民主衝擊的種姓制下吠舍等手工藝者，向既得利益的高種姓族羣的職責讓渡。都會在不被注意間抹滅原生的，鮮明的生命體驗。
相應地，一個活生生的例子體現在遊戲開發與策劃中。在英雄主義的電子遊戲劇情脈絡中加入所謂「東方元素」，與為了跟上西方廣告文化而塑造的「打字機女郎」形象沒有多少區別。它們缺失了在全球視野下，對身邊事物的關切式理解。
將東西方簡單對立，只將自我作為現代的滑稽鏡像的思考方式，不僅僅存在於接受了西式教育的本族精英，也體現在歐洲中心式左派的論調上。所謂文化「復興」的目標，產業化的一刀切式推廣，都隱含了一個現代文明作為普世標準的盲信，也常常刻意地忽視了全球性文明間的互相影響和學習。它們「代言」了庶民的生活本身，將這種美麗的歷時性現象符號化為了地緣政治中的鬥爭籌碼。
恰逢勞動節，而書寫這篇文章的另一個特殊意義在於，如何批判性地思考這個紀念馬克思所言的工業勞動者的節日，如何試着將遭到忽視的本土技術演進，在社會流動性之外使用「另一種」方式活着的庶民，以及他們對所謂「傳統」，對現代的貢獻，反抗和融入包括進來。而為了讓他們，讓我們被聽見和看見，一個參與式，直接民主的觀察是不可或缺的。正如斯皮瓦克所言：「向庶民學習，以便設計出一種哲學或教育方法，使得人們在公共事務上能夠養成民主的習慣與機制。」
參考：
- Thomas S. Mullaney, The Chinese Typewriter: A History, MIT Press.
- Thomas S. Mullaney, Why is the world’s largest collection on China’s modern IT history in the U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 Gayatri C. Spivak, Can the Subaltern speak?.
- Kolja Lindner, Marx’s Eurocentrism, Radical Philosophy.
- 唐風, lingua-sinica-perlyuy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