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者的世界

01-05-2019

華夏的文化傳統,向來是長者居於上的,可以說在從部族進化而來的過程中,最徹底的。優秀的,身強力壯的年輕者,是被普遍的道統制約著。然而一旦道統有一絲松動,率先奮起的卻依然是那些年輕人,這是普世規律,是千百年的社會學魔法產物。那我們是否就能說,1919年的那一場運動就是道統的又一次傾覆呢?可以是,亦不是。回顧考察五四的方方面面,我所看到的卻是驚人的保守性。

阪本龍一在《1919》一曲中全篇插入了列寧在紅場的講話,緊張的大提琴聲預示著風暴的正在形成。從宏觀世界史角度看,五四或許只是一場蘇維埃革命時隔一年多的余震,這和70年後,瓦茨拉夫·哈維爾的劇作與行動所引發的地震是很相似的。但是自那一刻,自一零年代開始,中國的年輕人也真正開始創造歷史了。從浪漫主義運動開始,不知名的騎士摘下頭盔,長存在對美的永恒觀測中了。從1792開始,戰爭被革命所取代,人們驚恐地發現,流血與犧牲還可以超越民族和信仰的界限。有死在希臘的英雄,有死在烏拉圭的英雄,有死在無名的,充斥著硝煙味的古戰場的英雄,我們開始相信,人可以通過自己的雙手去創造烏托邦,這種烏托邦是純然超乎了莫爾的救贖色彩,亦是純然高於嗣後被權力所異化的美麗新世界的。這是全人類史上屈指可數的好時代,也是人類的青年時代。天所賦的權利已然足夠,法理在天,則自然也在人心,甚至這一個時代的哲學,都充滿了樂觀的不可救藥,霍布斯怎麽能和康德相比呢?懷疑論只是只竭力發聲的小蟲子罷了。“我們所生活的世界,是無數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世界。”

這樣的樂觀在1919達到了高潮,經過百年確實的積累,我們意識到,烏托邦不僅是在法理上,哲學上,歷史的時間性此在上可行的,它在物質上也是可以有堅實基礎的。高潮之後的沉寂,我們已經不需要言喻。海德格爾所說的,偉大的衰敗也是偉大的,大體就是這個意思。

人類學上的後殖民主義理論,大體上亦適用於中國。我之所以說五四運動所體現的是保守性,便是因為上述的啓蒙進程,中國都沒有經歷。遭受苦難的他者怎麽能體會到殖民者的喜悅呢?彷彿他者對殖民者的效仿,勢必要經歷痛苦與流血的進程。那便是因這效仿的一切,本身也是掙紮的痛苦和流血所換來的,人類史上如此簡單的,等價交換原則。

五四的那些親歷者,他們都明白烏托邦的可實踐性,在認知上,世界上的人與人並無太大差別。但可實踐性並不是必然的實現,五四要做的,並不是把中國向美好的方向帶,而是要重走一遍殖民者的老路,是要把西方的偏差施加於「我們」的世界,「我們」的文化上。因此我更樂意稱五四是披著1919皮的1789。

但是問題並不僅僅如此簡單。它所帶來的影響超乎了自身的想象,超出了自身的控制,並不僅僅是……它將在歐洲徘徊的幽靈請到了亞細亞的土地上,而在於,它讓那些煽動者懂得了利用年輕人,懂得了利用年輕人的一切……去實現自己的目的。五四可能未能實現一些預期目標,但驚人地,由於北洋的寬松處理,它沒有打斷中國緩慢的民主化進程。反觀70年後,就沒有那麽幸運了,他們打斷了很多很多。即使他們並沒有做出什麽,沒有暴力,沒有沖擊,也沒有揪出那些眾矢之的的犧牲……他們僅僅是坐在了那里,拿著無比美好的生命開無比美好的玩笑……他們沒能理解危機的真正含義,他們只是唱着情歌。於是這一切變得無比可悲……變成了每一年的燭火,變成王小波筆下生命的巨大悲涼,變成海子的臥軌,變成時代的傷疤,變成亞利桑那荒漠中那塊墓碑。

於是自五四後,學生成了永恒的犧牲品,青年節成了偽裝與偽善的外衣,那十年是年輕人輸了,那三十年是年輕人輸了……那一個月,也是年輕人輸了,煽動者永遠不缺,而被煽動的學生一代又一代,有的見證了,有的離開了,有的帶著美麗化成蝴蝶,飛得很高很高。這樣的國家,又能說成長了嗎?在長者居於上的「我們」的世界中,1919真的來了嗎?

自18世紀以來……人類的歷史,就是一場跑向烏托邦的歷史,五四在其中又有多少份量呢?五四在這片厚重深沉的土地上不停地上演,輪回。一百年,五十年,三十年,巨大的空虛感襲來,獨自爬到城墻上的黃昏,我們又見到了多少落日的軌跡?但是不可言說的厚重,不可言說的奔跑,即使無法被理解也依然存在著,這何嘗不是一種最好的隱喻,是最好的,獻給拜倫勳爵的詩句嗎?

擋在強權的車輪前的學生也成了一種隱喻,成了永恒的悲傷,而歷史的腳步飛快,把所有血跡擦幹,把自以為時代弄潮兒的無辜者遠遠地甩在了後面。

他是獨一無二的。

以上,五四百年有感。